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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时期,巴金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首次来到桂林。

1938年10月20日,也就是广州沦陷的前一天,巴金撤出了广州。11月初,巴金到达桂林。1938年11月是知识分子流亡桂林的第一个高潮,也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桂林的一个月。巴金这次在桂林住了4个月。

撤出广州的巴金,先到了梧州,再经柳州到桂林。到达桂林后,巴金及时想起了自己的流亡生活,在《旅行通讯》上发表了几篇文章:《从广州出来》、《梧州五天》、《人民富裕的十字路口》、《石龙—柳州》、《在柳州》。如今,这些文章值得珍惜,因为它们保留了广西当年的记忆。

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,巴金在桂林短暂停留,但经历了多次轰炸。据不完全记载,1938年11月和12月,日本飞机轰炸桂林至少5次,巴金经历过。从上海到广州,从广州到桂林,巴金经历了太多的爆炸。所以巴金写的几篇与桂林有关的散文,似乎都与轰炸有关。

第一部是《桂林的苦难》。这篇文章有很多关于这两个月桂林大轰炸的纪实描述,我在《大轰炸中的桂林城》一文中引用了很多。在这篇文章中,巴金首先告诉我们:

我住在桂林漓江东岸。那是一个老朋友的家。我受到了他的盛情款待。他让我像客人一样住在那里。于是渐渐爱上了这个小“家庭”。我喜欢小木屋,装饰性的纸窗户,长满青苔的天井,还有后面可以当马厩用的院子。打开后门出去,踏进花园,只看到一片绿色。七星岩障立于前。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,也是最安全的避难所。每次听到紧急报警,我们就从后门走出花园,直奔七星岩。他们大多停在场地中央,坐在树下,让绿叶遮住我们的身体,听着“孔龙”“孔龙”飞过我们头顶的轰炸机的声音,也听到炸弹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看到灰尘或黑烟与黄色烟雾一起升起。

这种描述几乎是诗意的。巴金是一个情感非常饱满的作家。在抗日战争的氛围中,他的理由一定是抗日战争高于一切。但是我们写文章的时候,还是会觉得字里行间有些东西与战争的氛围不协调。看了上面的文字,会让人觉得像是战后的回忆。然而,这篇文章确实写于1939年1月中旬。然而,接下来,我们读了巴金目睹的四大爆炸案的描述。这些描述与抗日战争的氛围非常吻合。

文章中提到巴金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。根据《广西作家》一书,这个朋友应该是苗崇群。苗崇群是现代著名散文家。1945年,苗崇群去世,巴金为纪念一位好心的朋友而写。据说巴金第二天到达桂林时,在一家北方餐馆遇到了苗崇群,苗崇群陪着巴金游览了桂林的很多地方。

根据桂林抗战文化遗产记载,当时巴金的住址在桂林六合路,也就是现在的江岸路以南,六合路以东。

鲁健南和六合东路真的离七星岩很近。巴金住在这个地方,就在桂林城外。与那些生活在漓江西岸桂林市的人相比,巴金自然有很大的安全感。闹铃响起,他可以从容避开,选择七星岩和月牙山。警报解除后,他可以越过浮桥,从水东门进城查看灾区。

在《桂林的苦难》写第四次轰炸的时候,巴金在文中做了一个特别的预演,说要写一部《桂林小雨》来记录这一天。

果然,1939年1月下旬,巴金写了《桂林小雨》一文。

在桂林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桂林的严冬雨,巴金也是学来的。《桂林的细雨》开篇就说:

毛毛雨下了一整天。我以为昨晚会放晴,但今天我听到恼人的雨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枕头上。我心里想,什么时候会滴成这样?看天空,天空总是板着脸,上面没有一丝笑声。我再也没有希望了。放手吧。想一想,你的心就会平静下来。

这是巴金了解到的桂林冬雨。在这冬雨中,巴金走到街上。然而,巴金并不关心桂林冬天的雨,但他仍然担心一个月前桂林被轰炸时的场景。他熟悉的街道,也就是贵溪路,“突然缩短,凭空增加了一大片空地。我看不到成熟书店的影子。”“我要去的书店已经加满了油,找不到任何遗迹。”

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。玻璃杯上有三五个雨滴。一双鞋底有洞的皮鞋在泥泞的路上蹭来蹭去。刚刚亮起的路灯和即将熄灭的日光灯为我指明了方向。两三个撑着伞的行人走了过来。我经过商务印书馆,整洁的门面还和以前一样。当我走过中华书局时,我看不到非凡的景象。但是在新知书店……之后往前走为什么我想去的书店不见了?还有一个朋友家我去过,连房顶的瓦片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!剩下的是荒凉。剩下的几堵危险的墙应该是那些悲惨故事的见证。他们会告诉我什么?

巴金走在满是冬雨的桂林街上。他经过贵溪路、环湖路、杨桥桥,继续往南走。现实是一条马路,电线上横着水、碎砖、碎木,里面是一整条街,只有晃动的墙壁和燃烧的门楼。桂林的小雨没有诗意也没有温暖,巴金的眼里只有孤独的废墟和复仇的欲望。

虽然巴金在多雨的冬天在桂林感受到了更多的苦难,但这并不意味着巴金失去了希望和勇气。我们都知道巴金是一个著名的作家,但我们经常忽略了巴金也是一个重要的编辑。抗日战争时期,巴金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。在广州沦陷的前一天,巴金带着《文聪》第四期第二卷的全部纸样搬到桂林,并在桂林出版。在桂林,巴金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,继续编辑出版《文聪》第二卷5-6期。此外,他还给外国朋友写了许多信,并将其汇编成《旅游通讯》。1939年2月14日,巴金在《旅行通讯》的序言中说:

这些都是普通的信件。但每篇文章都是在死荫的威胁下写的。这几天,当我看到早上的阳光时,我想知道今天晚上我应该睡在哪里。也许我闭上眼睛就会进入“永恒”。

这些信证明了我不会说谎。甚至当敌机在我头顶盘旋,整座城市都在燃烧时,我也感受到了友谊的温暖。正是这份温暖给了我勇气,让我能以平静的心情去经历信中的悲惨日子。我有过勇气,我也会有勇气,因为我有无数善良的朋友。

在巴金在死亡的阴影下完成了这么多工作后,巴金于1939年2月随萧珊离开桂林,途经金华、温州后于4月返回上海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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